不确定性的益处 (盖尔-克拉顿教授)

我们生活在一个羞于谈论道德的时代。没人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。对
当代人来说,试图以“占据道德高地”自居难免有些自大,就像是在演讲角高谈阔论的人一样,很容易沦为笑柄。而教育界还在包庇这种神经质的表现,装聋作哑地认为当前最严峻的只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,比如如何建立标准,最佳的考试方法,什么时间、如何安排考试,要不要设立英语学士学位,以及一年是否应该分为六个学期等等。

这种惺惺作态既不负责也表现出胆怯。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道德事业。学校的每个角落都或明或暗地充斥着价值判断:什么东西值得学,把年轻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等等。所谓“标准”和“合规”只针对基本道德问题,是泛泛之谈,只有具体到“什么的标准?”或“合乎什么?”,它们的价值倾向性才会显现出来。也只有当我们设定的标准指的是统考成绩时——统考会将出勤率和被开除的记录考虑在内——才不会存在道德问题。
 

尽管有的地方时不时的冒出来要培养超级怪兽一样的“世界级员工”的说法,但大多数国家的教育部长们还是倾向于在PISA(国际学生评估项目)的赛场上同新加坡、芬兰等国家一决高下。这个项目是以分数论英雄,而不管分数能证明什么。考试分数只能代表我们最基本的价值观与想法,并非最终目的。很多学生考完试没多久就把所学知识抛到九宵云外,正如爱因斯坦所说:“教育的意义在于当你忘记学校所教的所有东西之后还会什么。”因此当学生寒窗苦读12年之后,他们能沉淀多少有价值的东西?对于这一问题,很多政府都故作沉默,或者至多不痛不痒的说:“能得到上大学的机会”,仿佛所有学生都巴不得想上大学(他们似乎忘了英国的大学只能容纳一半稍多的中学生)。
并非只有政治家才会这么想。我经常给校长们作讲座,我常向他们描述这样一个情景:假设你遇到一个多年以前从你们的中学毕业的年轻人,他突然拦住你,感谢你曾给予他出色的教育。你感到不解,因为你记得那个学生只勉强获得了两个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而已。因此你猜想他指的一定是在学校交了很多朋友,或是他曾在电影《战马》(该片的原型小说作者曾是教师)中扮演了一个角色的缘故。的确如此,他说道,但我并不是指这个——我指的是教育的核心价值。你确实云山雾罩,想问个究竟,而他会如何回答呢?
如果连这个问题都想不明白,说明我们思维懒惰,大脑生锈。我们的教育已经发展进化了百年有余,倘若一半的青年仍不能获得好的中学入学资格,或者上百万的毕业生连阅读都不过关,成千上万的学生厌烦上学(他们本身并不懒惰也不笨,而是他们觉得学校教的知识毫无用处),毫无疑问是时候深深地反思一下教育的目的和价值了。
 
太多的板书和说教:传统教育会扼杀儿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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